博主注：我祖籍山东省梁山县，就是《水浒传》中所说的那个好汉聚义的地方。我们家何时何故落户到梁山，是不是“逼上梁山”，已经无从可考了。我的爷爷刘佩芝是一个抗日军人，后来蒙冤去世。我觉得一个为国家民族做过好事的人，后代不应该忘记他。今天，九月三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发表这篇博文，纪念我的爷爷，也是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图片：古老巍峨的光岳楼，它亲历了血腥的战斗场面，见证了保卫聊城那段不朽的历史。

　　刘佩芝(1897-1959)又名刘绍琦，各类文献多记为刘佩之，抗日军人。

　　山东省梁山县韩岗镇(旧属袁口乡，后撤乡)鹿吊村人。出身农民家庭，从小喜欢读书，在德国教会学校毕业，说一口很好的德语。

　　刘起初在济南天主教堂当翻译，后经朋友介绍参加西北军第十三军，任军部秘书、秘书主任。在此与少将参赞范筑先相识相知，成为莫逆之交。范筑先是资深军人，名气很大。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失败，范、刘离开西北军。1932年范筑先出任沂水县长，邀刘佩芝担任县司法科长，后来范调任临沂县长，刘又任临沂县司法科长。1936年范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任命刘佩芝为军法处长，1938年兼主力第二支队司令(第一支队系民团改编，缺乏战斗力)。刘佩芝一直在范筑先身边，成为他的得力帮手。范、刘两家来往至密，范的两个儿子范树忠、范树民有空喜欢向刘学几句德语。范筑先非常清廉，立誓“当军官不喝兵血，当县官不刮地皮”，他从沂水调任临沂县县长时，上万人挥泪送别。刘佩芝十分敬重这位比自己大16岁的兄长。

　　卢沟桥事变不久，平津沦陷。刘佩芝心中愤懑。1937年10月初，日军打到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韩两次命令范筑先率部南撤，并在电话里说：“黄河以北再无中国军队，你如现在不撤，以后就来不及了。”11月19日晚，范筑先开会商议对策，主战与主撤两派激烈辩论。参谋长和秘书主任都主张撤退，刘佩芝坚决拥范抗战。他说：“国家到了这步田地，祖宗的坟墓也将保不住了，一走了之，让老百姓做奴隶。几十万国军拉着大炮退了下来，我等虽不能力挽千钧，也应良心抗战。”范筑先本来就是沙场宿将，他狠狠地说：“只要鲁西北尚存一人一枪，就不容日本兵踏进半步!”会后连夜通电全国，宣布守土抗战。电文宣称：“誓率我游击健儿及武装民众，以与倭奴相周旋”。

　　范筑先本身军队不多，为了抗战，大量收编国军溃兵、民团、土匪、绿林等，招集了六万多人的队伍，对外号称十万铁军。因成份复杂，出了不少问题，中共鲁西区委“群众工作报告”中说“范的部队纪律太坏”。军法处长刘佩芝大力整顿军纪，深得范的赏识。当时有一个土匪出身的营长奸污了一名少女，怕她父母告状，枪杀了其父母。此事激起民愤，刘佩芝亲率执法队到村里，当着老百姓的面把这个营长给活埋了。经过严厉整顿，“一些无知识的官兵，肆意扰害民众，随便逮捕良民，甚至有私押营内，非刑拷打的也不在少数”(范筑先训话)的现象，得以明显收敛。

　　1938年6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邀请范筑先在威县会晤，刘佩芝等随范前往，双方达成了联防协议。1938年9月，刘佩芝等人随范在南宫与徐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商讨鲁西北军政，交流战术。次月，在“鲁西北军政联席会议”上，刘佩芝参与起草了《鲁西北抗战行动纲领》、《整军方案》等重要文件，鲁西北抗战局面正式形成。范筑先联共抗日，毛泽东、朱德都写了亲笔信，热情称赞。

　　为配合武汉会战，1938年8月13日和9月18日，范筑先率兵两次进攻驻守济南的日军，刘佩芝的支队攻入济南西郊张庄机场，烧毁日军飞机数架。后来参加了津浦铁路洛口至德州段的大破袭，使敌交通陷于瘫痪。

　　1938年11月11日，大批日军步、骑、炮兵在飞机、坦克配合下，分三路扑向聊城。大战来临，13日上午，范筑先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任命刘佩芝担任城防司令，聊城县长郑佐衡为副司令，高参袁仲贤组织各机关、学校及群众转移。范则出城调集军队，以对日军里外夹攻。

　　14日上午9时，正当范筑先动身出城时，鲁西北整编委员会主任李树椿乘车而至，敌情如此严峻，李跟范谈话故意罗里罗嗦，一直坐到11点。这时日军已逼近城池，飞机在城上低空侦察，东关大街上落下日军炮弹。刘佩芝多次进屋催促范筑先出城，被李树椿阻拦。刘佩芝心急如火，在院子里不停转圈，无奈之下命令卫士把范筑先拖出来，被李的护兵制止。李又提出“吃点东西再走吧”，饭后李又喝了一阵茶。直到下午4点，范筑先送走李树椿打算出城时，聊城已被日军包围了。

　　李树椿这人惯于捣乱，他非常仇视范筑先的联共抗战政策，一直企图瓦解这支抗日队伍，以前曾设毒计谋杀范筑先未成，这次拖延时间明显居心不良。因李树椿是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亲信，代表省政府，范顾及这方面关系，导致未按作战计划出去，困在了城内。没有当机立断，这是身经百战的范筑先一个重大失误。至于李树椿战前突至，不顾大敌当前磨蹭了七个小时从容离去，接着范筑先的参谋长王金祥(李树椿死党)又借故出了城，随之日军就封锁了城门，这里面有什么问题，至今是个迷。

　　下午5时，日军开始攻城，炮火密集，弹如雨下，敌用坦克冲撞城门，飞机沿城墙扫射，并施放烟雾弹、催泪弹，战斗非常激烈。范筑先在东城门督战，刘佩芝重点防守西城门，多次击退爬城日军。范的兵力分别部署在各县，联系被切断，参谋长王金祥在城外按兵不动。孤军奋战，破城的悲剧已不可避免。王金祥为什么不增援呢?王坚决反共，他在上个月，就是1938年10月制造的“鄄城事件”中，杀害了共产党人王青云和汪毅，这两人是中共在聊城的军事方面的骨干。中共鲁西区委提出抗议，范筑先非常生气，“按军法应该枪毙，念他跟我抗日，撤职查办，驱逐出境”。李树椿出来一再说情，因为李和王反共立场一致，又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当时范筑先的处境也很难，就给李树椿个面子，遂改为“撤职留任，戴罪立功”，留下了后患。

　　范筑先率兵从东城门突围，被日军凶猛火力阻止。硬冲不行，天黑后刘佩芝从传令队、执法队、武术队中挑选了30名勇士，从西城门隐蔽突围。他们由一个精悍的排长带领，佩带短枪和手榴弹匍匐前进，希望打开缺口。在距敌十余米处遭重机枪封锁，死伤六人，撤了下来。

　　15日上午9时，敌人用大炮平射，炸开东城门，日军蜂拥入城，范筑先不愿被俘，在光岳楼下开枪自杀，因为他被飞机炸伤，已经跑不动了。

　　刘佩芝在西城门再次组织突围，伤亡一百多人，郑佐衡牺牲。郑是著名同盟会会员郑瑞麟的次子，也是跟范多年的。西城门失守，余者进行巷战，最后刘佩芝撤至德国天主教堂内，传教士给刘换上神甫服装，保护起来。这座教堂现在保存完好。

　　聊城失陷，战前撤离出城的范筑先妻子武治国女士携带刘佩芝未成年的第三子刘庆均(笔者的父亲)，还有范的小女儿范树珊，辗转来到西安，一路上费尽艰辛。武女士以担任小学教员的微薄收入，将刘庆均抚养成人。

　　据史家评论，聊城之战是台儿庄大战后北方平原战场上最大的争夺战。国、共双方分别在重庆、延安隆重集会，悼念范筑先及阵亡将士，国民政府授予范的家属“民族正气”匾额一方，通令全国下半旗三天。范筑先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致敬仰的民族英雄，聊城光岳楼下建有纪念馆，院子当中的石碑由邓小平亲笔题写——“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

　　残暴的日军进城后，逐门逐户搜查，抓住没撤离的青壮男人，不分兵民，全部集中到广场上杀戮了。日本兵在聊城及郊区烧杀掳掠，施展兽性，一青年女子被日本兵轮奸后又割掉双乳。就在如此令人发指的压迫下，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军没能在聊城建立起来伪政权，这是抗战精神深入人心的缘故!开始日军想把范筑先的头颅割下来邀功，后来考虑到安抚民心，便允许老百姓把范筑先的尸体掩埋了。

　　范筑先殉国后，各方面矛盾急剧激化。刘佩芝无党无派，比较超脱。1939年春，共产党人袁仲贤落到王金祥手里，就要活埋。袁仲贤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留校给周恩来当秘书，当时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袁很得周的信任，跟随周参加南昌起义，任红军师长。1938年，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把在身边工作的袁仲贤派到聊城活动。刘佩芝对袁素有好感，得知消息急忙将袁救出，送袁仲贤军马一匹让其上路。袁策马飞奔八路军营地，徐向前立即任命袁仲贤为八路军鲁西纵队司令。

　　1939年11月，中共鲁西区委“统战工作报告”中分析形势，提到刘佩芝——“同情我们”。后来徐向前派人与刘佩芝联系，欲将刘部收编为八路军，刘没有同意。

　　以聊城为中心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在抗战初期，对于粉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猖狂叫嚣，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牵制日军南下兵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国外各大媒体(包括日本)都经常报道聊城抗战的消息。1938年7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海军参赞伊.福.卡尔逊将军奉命到聊城考察，回国后把日军暴行和鲁西北军民抗战的情况向全世界做了报道。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聊城的抗战，不断抽派精英到聊城工作。如：

　　朱穆之，曾任范筑先秘书，新中国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

　　李聚奎，新中国石油部长(上将)

　　段君毅，新中国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长

　　彭雪枫，新四军师长(周恩来派他到聊城工作了7天)

　　赵健民，新中国云南省委书记

　　任仲夷，新中国辽宁省委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张承先，新中国河北省委书记

　　王幼平，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齐燕铭，曾任范筑先秘书，新中国全国政协秘书长

　　还有本文介绍的袁仲贤、张霖之等

　　日本投降后，刘佩芝返回聊城担任县长，兼省政府参议等职。1947年元旦，解放军“二野”(刘邓)第七纵队攻克聊城。当时邓小平下了三条命令：一、解放军官兵向民族英雄范筑先墓立正致敬礼;二、保护中国四大书库之一的海源阁藏书楼;三、妥为保护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在北街的住宅。

　　“七纵”的司令员是解放军著名的“三杨”之一杨勇，政委是张霖之。早在1937年，张霖之曾在聊城范筑先部队的政训处当组织科长，认识刘佩芝。那时张是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政委对杨勇司令员说，“刘佩芝是好人”。因此刘受到解放军的善待。张霖之后来死得很惨，他是新中国的煤炭工业部部长，“文革”开始，毛泽东说他是国务院工交口的牛鬼蛇神，结果被活活打死了。张霖之是“文革”开始后第一个被暴打致死的正部长。

　　刘佩芝随后离开聊城到济南暂住。1948年9月济南解放，当时叫济南特别市，市委书记是曾山，军管会主任是谭震林。刘佩芝在大街上看到解放军的布告上写有“济南特别市警备司令袁仲贤”，就去找袁。一见面袁非常激动，让刘“你立即参加解放军”。刘佩芝说，“我这样的人，参加你们，不太合适吧”。袁说，“你是抗日民族英雄，还救助过八路军，有什么不合适”。袁仲贤就安排刘佩芝担任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主任。两个月后，袁对刘说大军要渡江南下，你把家眷安排好，跟我过江。刘佩芝以家眷拖累推辞，离开军队回到梁山老家。袁仲贤挥师南下，任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打到南京后，任南京市警备司令(兵团司令级别的)。后来周恩来点名让他担任首任驻印度大使，他就脱下军装当外交官了，成为新中国著名的将军大使，1957年在外交部副部长的任上病逝。

　　袁仲贤和刘佩芝一直保持联系，1949年刘佩芝第五子出生，袁派人送了很多食品。1956年刘佩芝被人告发，说他说过“台湾解放不了”一类的话，遂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捕。他想不通，“我刘佩芝打日本，救过你们的人，两个儿子都是解放军，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政法部门见他不服，就把他押到聊城，发动群众揭发控诉。整整三个月，没有一个老百姓前来告状。于是又把他转押至潍坊监狱， 1959年在狱中去世。

　　四十年之后，形势比较宽松了，刘的后人就想办法为他申诉沉冤，后来法院同意复查，刘的后人协助法官从法院仓库里一堆一堆尘封的案卷中找出当年他的档案，打开一看，也没有关于定罪的事实与依据的记录。1998年12月10日，梁山县法院撤消了原判决，到村里宣读了一下，算是平反了。

　　刘佩芝的思想从年轻时就受天主教的影响，政治上比较中立，因此在极其残酷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能被各派势力所容纳。他热爱祖国，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刻，毅然投身抗战。他心地善良，从不欺压民众。在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保持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本色。(作者 刘东)